在短視頻平臺上，一種聲音正“捕獲”著焦慮的家長：“孩子躺在沙發(fā)上玩游戲，跟100年前人們躺在床上吸鴉片的姿勢一模一樣。”自詡為“教育專家”和“特訓教官”的網紅們，構建了一條全新的反游戲產業(yè)鏈。

 

一端是“文明”的，“大師”們在短視頻平臺上痛斥游戲為“精神鴉片”，鼓勵家長要提升自我，以更好地管教孩子；另一端是“野蠻”的，教官們在帶鐵絲網的“集中營”里，用棍棒代替父母進行管教。連接這兩端的，是網紅們向家長推銷的解決方案：從線上售價近300元的“戒游戲”課程，到線下收費數萬元的“暑假蛻變營”與“封閉特訓學校”。

 

反網癮正在成為中國家庭的必修課。共青團中央發(fā)布的《第五次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底，我國未成年網民規(guī)模為1.93億，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為 97.2％，城鄉(xiāng)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差異已縮小至1％，以小學生為代表的低齡群體玩手機游戲的比例增長明顯。

 

調查結果顯示，未成年網民經常在網上玩游戲的比例達到67.8％，其中32％會使用家長的賬號玩游戲。與之對應的是家長的擔憂，51.8％的家長認為網絡游戲、短視頻造成的網絡沉迷問題是當前最需要治理的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問題。

 

“沉迷成癮+焦慮擔憂”催生出反游戲灰色產業(yè)，據科技媒體藍字計劃估算，該產業(yè)年規(guī)模近700億元。《中國新聞周刊》調查發(fā)現，反游戲產業(yè)分數個環(huán)節(jié)：有網紅在前端推銷課程，有MCN公司手把手教人進入行業(yè)變現，有真假難辨的心理咨詢師在后端給有網癮的孩子做培訓，還有一些野蠻暴力的戒網癮機構換殼生存。

 

中國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副教授苑寧寧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目前，無論是各類以“行為矯正”“特訓營”“網癮治療”為名的機構，還是以家庭教育面目出現的線上心理咨詢，國家并沒有統(tǒng)一的資質要求，處于相對的監(jiān)管真空地帶，這是引發(fā)亂象的制度因素之一。

 

圖/視覺中國

 

罵游戲

 

一個自稱“波波校長”的女人正在屏幕前慷慨陳詞：“現在的網絡游戲和手機導致孩子厭學、躺平擺爛，就和一百年前的鴉片戰(zhàn)爭一樣。”隨即，她話鋒一轉，屏幕上出現了地震中父母保護孩子的圖片，她喊話屏幕前的父母：“關鍵時刻，你們連命都愿意給孩子，卻舍不得4980嗎？”

 

正苦于不知如何教育孩子的錢麗，被感動得稀里嘩啦，她覺得“波波校長”說得太對了。6月18日，她購買了價值4980元的“智慧父母課”，主打的是“療愈原生家庭”。

 

在短視頻平臺，“關閉游戲、救救孩子”的反游戲賽道很獨特，起號快、流量高。在某社交媒體平臺，“電子游戲是不是精神鴉片”的話題閱讀量累計超過2.2億。

 

在一個類似主題的短視頻下，《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以家長身份留言表示希望得到幫助。很快，多家主打“戒網癮”的特訓基地和家庭教育機構人員主動前來聯系。他們都聲稱，只需短短數天，不僅解決孩子沉迷手機的網癮問題，還可以讓孩子不再厭學、休學、叛逆。

 

課程大致被劃分為兩類，分別針對家長與孩子。面向家長的多為“家庭關系修復”或“親子溝通”課程，主打溝通技巧和情緒管理，通常以課時包出售，從9.9元的線上試聽課到數千元的面授課，一應俱全。針對孩子的則是線下為主的“行為矯正”或“成長訓練營”，宣傳重點集中在作息管理、心理輔導與習慣重建，單期費用普遍高于家長課程，動輒上萬元。

 

記者注意到，相關產品在電商平臺上的銷量長期保持在高位。某機構的課程頁面顯示，一個價值99元的“智慧父母”五天直播課，累計銷量高達12.8萬份。

 

每個被反游戲賽道吸引的家長，最先接觸的都是網紅博主。這個行業(yè)最出名的頭部博主是“瘋狂英語”創(chuàng)始人李陽和“家庭教育大師”王琨。

 

2011年，李陽曾計劃舉辦“燒毀網絡游戲”的活動，稱之為“新虎門銷煙”，并聲稱，“所有的游戲機都應該關閉，所有開發(fā)網絡游戲的都應該判刑”。

 

從2019年9月注冊短視頻平臺以來，隔一陣，他就會輸出一個抨擊網絡游戲的視頻。

 

2023年初，他的更新視頻中多了一位合作方，也就是王琨。在持續(xù)合作的兩年多時間里，李陽多次表達了對王琨的贊許，“家庭教育只選王琨老師”。

 

王琨是誰？在成為“家庭教育大師”之前，這位13歲就輟學闖蕩社會的山東人自述先后換過20多種職業(yè)，在海鮮市場賣過魚，做過餐廳服務生，養(yǎng)過狐貍，做過搬運工，還做過化妝品和保健品的推銷員。2012年，他稱自己看到市場的“巨大潛力”，進入家庭教育行業(yè)。

 

王琨在2021年前后進入反游戲賽道，他最知名的言論莫過于：“游戲就是精神鴉片。國外發(fā)明游戲，讓中國的孩子去玩，消磨中國孩子的意志。如果中國的兩三億青少年都不學習了，這國家有什么未來？”

 

目前，王琨的主頁里已經無法搜索到相關言論視頻，剩下的視頻是他面目平和地說：玩游戲從來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孩子沒有自控能力。要怎么培養(yǎng)這個能力呢？購買價值29800元的“一代天驕訓練營”，孩子聽完這個課程后，“淚流滿面地說自己再也不玩游戲了”。

 

王琨在某短視頻平臺經營了數十個號的營銷矩陣，其中粉絲最多的號是“琨哥說教育”，有422萬粉絲。專門進行短視頻直播領域數據分析的飛瓜數據顯示，該號最近一個月直播23場，累計銷售額在7.5萬至10萬元之間。

 

在他的商品櫥窗中，銷量最高的是售價11元的“智慧父母特訓營課”，在商品詳情頁面，該課程為直播課，宣稱可以3天解決“厭學、休學、不愛學、嚴重叛逆等問題”，還可以解決孩子沉迷手機的網癮問題。

 

MCN機構從業(yè)者陳卓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王琨是家庭教育賽道絕對的“超頭部”，其模式是典型的“會銷派”（會議營銷），“只做線下和私域課”。

 

今年58歲的梅紅霞是被精準選中的人。她的兒子12歲，正處在叛逆期。她被王琨的直播視頻吸引，報名課程，去酒店進行了4天的“培訓”。

 

她的女兒梅程回憶，母親入場被沒收了手機，隔絕信息。前三天，由“專家”和“家長”輪番上臺，現身說法自己孩子是如何沉迷手機，又是如何被“教育成龍”。最后一天，主角王琨上臺，狂熱的氣氛行至高潮，他讓大家現場報名“一代天驕”領袖班。交完錢后，工作人員隨即推薦一個16萬元的“工作室投資”項目，聲稱“可以賺錢”，“接觸更多有能力的人”。

 

梅紅霞心動了，當時就想交錢。去銀行轉賬，銀行給她上了防詐教育，沒轉成。女兒梅程得知后，搜集了一些有關該課程的評價給母親看，但母親堅持轉賬，兩人僵持了一個星期。最后母親同意，16萬元可以不交，但29800元一定要交。

 

在陳卓看來，這就是成功的會銷：用一場精心編排的“戲”，篩出目標人群，“一切目的都是推動客戶當場下單”。梅紅霞符合飛瓜數據對王琨粉絲的畫像。數據顯示，其粉絲分布于河南、山東、廣東等省的三四線城市，多是中年女性，習慣于晚上八到十點在線上活躍。

 

在今年的公司年會上，王琨的合作伙伴、慧宇教育總裁宋濤透露，公司要在2027年實現營收超10億元。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曾聯系李陽、王琨表達采訪訴求，但對方均未回應。

 

（視頻截圖）上圖：王琨在視頻中介紹產品。 下圖：社交媒體賬號“琨哥說教育”的商品櫥窗中，“一代天驕訓練營”標價29800元。

 

“都是生意”？

 

據藍字計劃估算，疊加新型戒網癮學校、短期行為訓練營以及依托短視頻平臺的“家庭教育”類網紅的演講與線下訓練營，以及自媒體創(chuàng)作者的線上賣課、帶貨、直播打賞等收入，整個產業(yè)一年營收超過700億元。

 

一些人進入這一賽道是為了起號。一位昵稱中帶有“呼吁關閉游戲”的博主對《中國新聞周刊》直率地說，這個話題足夠極端，只要隨便拍張圖片配段文字，再加上找來的反游音頻就行。“我只是賺流量而已，因為他們的流量好賺。”

 

還有一些機構在有組織地從反游戲賽道分一杯羹，比如MCN公司。《中國新聞周刊》從某“變現教練”處獲得的指南顯示，從前期虛構個人身份背景打造IP，到抓準家長心理痛點找選題，再到利用平臺規(guī)則規(guī)避違禁詞，最后到引流落地付費課，已經形成完整的可復制體系。

 

最核心的利潤還是來自賣課。吸引家長下單的邏輯是階梯式的層層收割，先用9.9元的入門課把最焦慮的家長吸引過來，再向其推銷單價2000至3000元的核心課，這是利潤的大頭。最后，對少數有錢的家長，或者想“拜師學藝”的人，可以再賣單價上萬的“一對一服務”或“收徒課”。

 

對方還向記者展示了一個“零基礎首月成功變現”的案例。在這個案例中，博主自稱是兩個孩子的媽媽，本職工作是服裝創(chuàng)業(yè)人，想在別的賽道尋找突破。被包裝后的她，標簽是“深耕兒童心理學8年，擅長孩子性格培養(yǎng)”。

 

進入反游戲賽道，幾乎是零門檻。記者向幾家MCN公司詢問，是否需要心理咨詢師證書或教師資格證等才能開展反游戲咨詢，對方均回復“問題不大”。一家MCN機構的工作人員還舉例稱：“我說我是清華畢業(yè)的，但我沒有畢業(yè)證。只要你相信我。”

 

此外，另一股勢力也在賽道內野蠻生長。2023年，文凱曾經在山東濟南一家“家庭教育”機構工作，對外職位是“分析師”，實際是課程銷售。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公司的前身是課外培訓機構，轉型后主打“厭學、游戲成癮”的“隱形介入”服務。這是一種號稱能讓心理咨詢師偽裝成網友、在游戲中潛移默化引導孩子的高端服務，報價1萬至6萬元不等。

 

文凱說，他們會告訴家長，心理醫(yī)生、醫(yī)院治療是騙人的，只有他們的“陪伴治療”才是出路。公司在前端通過各種廣告推廣吸引客戶，再由銷售人員引導客戶購買高價的培訓課程或服務，部分業(yè)績好的銷售人員，月收入最高可達5萬元。

 

鄭心的兒子幾年前讀高一，開始沉迷游戲。他把自己反鎖在房間里，日夜顛倒打游戲。老師把手機沒收了，兒子四處借錢買新手機，還兩次用自殺威脅父母，砸東西、打人。

 

鄭心后來給孩子購買了“隱形介入”服務。對方說如果沒有效果可以全額退款，她花了8800元報了名。然而，孩子一眼就識破了這種拙劣的偽裝。當她試圖找機構退款時，對方已經不再回復消息。

 

和她一樣發(fā)現被騙的家長還有很多。在消費投訴軟件上，以“隱形介入”為關鍵詞搜索，很多家長在投訴帖中寫，“根本沒有作用，還加深了我跟孩子之間的矛盾”“所謂的隱形介入僅僅是隔三岔五給孩子發(fā)條信息聊天，或者陪孩子打打游戲，根本沒有實質性的輔導內容，與該公司承諾的‘兩個月后陽光自律’相差甚遠”。

 

福建一家特訓基地的心理輔導課上，孩子們在玩卡牌。圖/受訪者提供

 

數百位“楊永信”

 

在“介入治療”之前，鄭心最先嘗試的，其實是暴力——她在三年前把孩子送進戒網癮學校。兒子在戒網癮學校待了整整7個月，花了3萬元。

 

直到今天，兒子也沒有跟鄭心講在戒網癮學校發(fā)生了什么。鄭心也沒有問，愧疚讓她無法開口，“其實把孩子送進戒網癮學校，我很后悔，但是世界上并沒有后悔藥吃”。

 

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劉勤學是國內最早開始網絡成癮領域研究的學者之一，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她也接過不少類似的家庭個案。她認為，產業(yè)化的矯治機構，用簡單粗暴的話術戳中一部分家長：把孩子送去治好，得到一個聽話的孩子，讓自己少操點心。“但是，家長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復雜性，也沒有意識到應該跟孩子成為戰(zhàn)友，而不是成為他的對立方。”

 

早在2009年，以楊永信的電擊治療為代表的各類“戒網癮機構”進入輿論視野。此后數年，這類機構虐待、限制人身自由甚至造成學生傷亡的新聞仍屢見不鮮。如今，這些機構換上了“特訓基地”“素質訓練營”“暑假成長營”等外殼。企查查數據顯示，以“網癮”為關鍵詞搜索，僅有數家相關公司，且基本處于經營異常狀態(tài)。但是，以“青少年行為矯正”為經營范圍的公司則有271家，以“特訓學校”為關鍵詞的公司有39家，通常冠以“起航”“勵志”“陽光”等正面詞語，分布在多個省份。

 

藍字計劃曾估算，戒網癮機構在全國總數不低于600家，招生規(guī)模也極為龐大，動輒上千人。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課題組曾在《關于未成年人網絡成癮狀況及對策的調查研究報告》中指出，多數未成年人是被父母采取欺騙或者強制方式帶到矯治機構的，而多數矯治機構將懲罰作為常用手段，包括限制人身自由、體罰和超負荷體能訓練等。這些機構大多師資力量薄弱，只有少數工作人員，而且缺乏專業(yè)背景。

 

15歲的徐小西在今年3月被抓進了福建一個戒網癮學校。學校建在當地一所廢棄小學的舊址，門頭上寫著勵志教育基地的標語，四周的墻很高，上面還圍著刀片和鐵絲。初入校時，他想反抗，對方來了好幾個人把他摁住，抽出棍子往他腹部捶打，然后把他丟進小黑屋。對方告訴他，他要在這里待半年“接受教育”，他的家人已經給他辦了入學手續(xù)。徐小西后來才知道，在這里待半年需要2.8萬元，他幼年喪父，媽媽四處找親戚借錢才湊夠了這筆學費。

 

最開始的下馬威過后，教官會隨時隨地打人，再讓學生帶著傷、冒著雨加訓。棍子、衣架甚至電棒都是教官打人的工具，理由都是學生“不服從管教”。徐小西的左小臂上，現在還留著被棍子抽出水皰的疤痕。

 

徐小西手臂上被教官抽打的傷痕 圖/受訪者提供

 

江西省某戒網癮機構的前教官陳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領導也會和他們強調“安全”，體罰的時候會在一旁監(jiān)督，不能打出重傷，不能“出事”，不要讓學生逃跑。體罰通常會持續(xù)45分鐘，每執(zhí)行完一項，教官們就在后面打鉤，學生還要簽字，表示自愿接受懲罰。

 

從戒網癮學校出來后，徐小西和同學決定把學校“搞垮”。他們撥打12345投訴舉報，有人還往縣長辦公室寫了匿名舉報信。

 

不過，他們的嘗試沒有成功——舉報反而轉回了學校，理由是他們的家長與學校簽訂了《委托協議書》。幾個教官找上門來，請他們吃飯喝奶茶，讓他們撤銷投訴。最后，學校把打人最狠的教官開除，現在仍在正常招生。

 

苑寧寧也注意到，戒網癮商業(yè)機構通過與家長簽訂所謂“委托協議”來規(guī)避責任。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涉及人身自由的管教權，因其具有強制性，絕不能隨意委托。即使家長簽署了協議，如果未成年人明確表示反對，機構強行限制其人身自由，也可能構成非法拘禁。

 

不過，對于此類機構是否構成非法拘禁，司法實踐中一直存在舉證上的現實困難。上海德禾翰通律師事務所律師楊衛(wèi)華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一方面，這些特訓學校的日常管理本身就帶有較強的強制性，包含限制外出、統(tǒng)一作息等內容，與非法拘禁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晰；另一方面，機構運作高度封閉，內部情況難以外部留痕，學生又缺乏獨立取證能力，案件往往只能依賴事后陳述，除非發(fā)生嚴重事件，否則難以獲得足以支撐指控的客觀證據。

 

事實上，反游戲產業(yè)中的網紅課程、介入治療以及戒網癮學校等，都存在行業(yè)監(jiān)管難題。鄭心在發(fā)現所謂“隱形介入治療機構”不退款時，本打算維權，但她的朋友告訴她，她沒有和機構簽訂正式合同，找工商管理部門也沒用。

 

楊衛(wèi)華說，如果此類培訓課程以獲取錢財為目的，卻未開展任何實質性教學活動，可能涉嫌詐騙，家長可向屬地公安機關報案追究刑事責任。若課程承諾了特定療效，但實際開展后未達到承諾效果，家長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機構承擔違約責任。而如果培訓僅收取費用但未承諾療效，并且按照約定開展了實質性培訓，家長一般不能僅以“無療效”為由要求退費。

 

更重要的是，即便被責令關停，《中國新聞周刊》調查發(fā)現，一些戒網癮機構仍會換殼重生。比如，2019年，被認為是翻版“豫章書院”的成都“嘉年華”青少年心理輔導中心被責令關停。該機構前身為“維爾彬”，十多年前曾因虐待學員被曝光關停，但后來仍重組并招收學員。

 

為什么換殼這么容易？這類戒網癮機構通常以“專修學校”“素質教育中心”“行為矯正培訓基地”等名義登記。以豫章學院為例，其全稱為豫章學院修身教育專修學校，屬于非營利性民辦教育機構。

 

按照民辦教育促進法，非學歷民辦學校在設立前須向縣級以上教育部門提交辦學目標、規(guī)模、管理制度、資金來源等材料，先取得籌設批準，再申請正式設立。學校章程、資產證明以及校長、教師、財會人員的資質，也應納入審批范圍。

 

但在實際運作中，監(jiān)管框架并不單一。根據營利性民辦學校監(jiān)督管理實施細則，高中及以下層級并不存在營利性學校，因此類似機構往往以民辦非企業(yè)單位身份設立，并同時受到教育、人社、工商等多部門分散監(jiān)管。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指出，戒網癮機構可以隨意換殼重開，問題在于存在監(jiān)管真空，工商部門、民政局和學校相互推諉監(jiān)管責任。“這類學校的教育對象是所謂‘問題學生’，在只關心升學率的教育評價體系中，他們被選擇性地忽略了。”

 

苑寧寧認為，需要有關部門轉換思路，建構事前準入、事中監(jiān)督、事后懲治的治理邏輯。市場監(jiān)管、民政、教育、公安等部門應聯合對以“矯正”“特訓”為名的機構進行排查，明確經營邊界。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利潤極高。藍字計劃估算，戒網癮機構年收入普遍能超出1億元，當前這些機構的總體年收入不會低于600億元。這也就意味著，戒網癮機構是當下反游戲鏈條里利潤最為集中的一環(huán)。

 

曾在福建上述戒網癮學校擔任心理輔導老師的張志毅也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他曾入職過某直轄市一家戒網癮基地，最多時可以容納上千名學生，每名學生的學費在2萬至5萬元不等。也就意味著，僅學費收入一項就可以達到2000萬至5000萬元。此前有戒網癮學校投資者對媒體透露，投資這類學校，基本半年就能回本。

 

 

 

上圖：一家特訓基地心理輔導課上孩子們畫的畫 下圖：一家特訓基地的內部場地 圖/受訪者提供

 

外包焦慮

 

送孩子進戒網癮學校前，鄭心不知道里面會發(fā)生什么，但負責人承諾她，學校可以讓孩子改掉壞習慣，重新回去上學。

 

張志毅表示：“（戒網癮）機構主要服務的對象是家長，只要他肯花錢，什么孩子都可以收。進來的孩子，不管是網癮，還是打架斗毆、偷盜、抽煙、喝酒、厭學，甚至是頂嘴、性格內向等，都被統(tǒng)一稱為網癮，體罰就是他們的賣點。”

 

荷蘭烏得勒支大學文化人類學助理教授饒一晨從2013年起研究游戲成癮，也曾進入北京一家戒網癮機構進行田野調查。在他看來，某種程度上，無論是戒網癮機構，還是“家庭教育大師”，都讓部分家長實現了焦慮的外包。

 

陳晶則表達得更直接：“家長愿意送，這是最主要的。就是借我們的手打孩子，讓他們屈服，變‘乖’。整個流程下來，孩子不會反抗，心理上已經服服帖帖。”在她的回憶中，懲戒室?guī)缀鯖]有空閑過，每天都是打屁股的噼啪聲、哭聲、教官的命令聲。

 

到底什么是網癮？近幾年，隨著世衛(wèi)組織將網絡成癮列為精神疾病，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在2018年發(fā)布相關指南，國內研究更多使用“網絡沉迷”一詞代替“網癮”，強調在無成癮物質的情況下，行為失控且對學習、生活或社交造成嚴重影響，并需持續(xù)12個月以上才能診斷。

 

劉勤學認為，孩子只是系統(tǒng)的癥狀表現者，網絡成癮不是單一的家庭問題，成癮的心理路徑遠比“A導致B”復雜。

 

為了搶奪玩家的注意力，劉勤學觀察到，游戲的心理強化機制已經細化到讓人發(fā)指的地步，隨機掉落的獎勵、積分，配合的聲音、畫面和動效，甚至是殺人游戲中血漿的顏色、滴落的形狀，“就和訓練動物一樣，游戲是一點點強化你對它的‘癮’的”。

 

而饒一晨觀察到，隨著社交媒體進一步壓縮了陌生人之間的距離，每個家長都能看到別人的孩子在做什么，青少年游戲成癮問題也更容易上升為社會焦點。

 

這是一個關涉各方的社會問題。 “從長遠來看，應加強家庭教育指導公共服務。通過制定家庭兒童福利法，保證家庭有需求的時候，可以獲得便捷有效的支持類服務，從根源上壓縮違規(guī)機構的生存空間。”苑寧寧認為。

 

饒一晨發(fā)現心理學上的“現實療法”很有效，沉迷于游戲的少年們需要重新去感知真實的社會運作規(guī)律。或許社會應該做的是，讓這些孩子能感知社會的安全網，意識到我學習不好也沒有關系，也一樣有未來，這會讓孩子更有勇氣面對真實的社會。

 

至于直播間的“大師”動不動就說：“如果不報課，你的能量又掉下去了。”錢麗意識到，“其實言下之意就是讓家長一直交錢”。

 

（文中錢麗、梅程、文凱、鄭心、徐小西、張志毅、陳晶為化名）

 

記者：李沁樺

實習生：方思文

編輯：徐天